甭管敬酒罰酒：年輕人不吃這一套了
原本，「敬酒不吃吃罰酒」不過是一句民間諺語，比喻不識抬舉、不知好歹的人（出自京劇《紅燈記·赴宴斗鳩山》）。如今，廈門國際銀行北京分行領導董某將其「活學活用」在新員工身上——因聚餐時沒喝「A角」敬的酒，其怒扇下屬耳光並辱罵對方傻X。
估計當初董某一巴掌扇下去時不會想到，其行為不僅能在8月24日換回三條相關詞條的微博熱搜，還讓自家銀行以這樣的方式迅速出圈，博得大名。
對此，廈門國際銀行北京分行官微在當日凌晨火速回應：
「確系該領導言語行為失當，對董某給予嚴重警告處分，扣罰兩個季度績效工資；對支行負責人羅某給予警告處分，扣罰一個季度績效工資。」
只能說「自罰三杯」式的處罰結果，既顯示出廈門國際銀行對如此惡劣事件的輕視；也暴露出這種鐵腕管理亂象在整個行業中的普遍性，不足以引發更嚴重的處罰。
當然，此次事件之所以引發如此大輿論反彈，背後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酒桌上開始出現拒絕討好領導的年輕人了。
員工爆料截圖
勸酒陋習寄生的土壤
在解讀中國「酒桌文化」時，很多觀點喜歡將首要條件歸因為我們身處在一個人情社會。
確實，現實生活中的婚喪嫁娶、升學請託都離不開飯局。輩分（權力）+面子（利己）則逐漸演化成了「酒桌文化」的精神內核，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酒桌規矩也在助長勸酒的風氣。
尤其在政商領域，不僅有「煙搭橋，酒開路」俗語，還流傳著 「三小時電話抵不過三杯酒」 的說法。
《IC實驗室》便在相關文章寫道：「傳統政商領域裡，做什麼事情如果喝不到位，事情多半也做不到位。曾經有人做過一個研究，發現如果某個月中國基建投資同比增長強勢，那某高端白酒的股價往往會提前一到兩個季度增長。兩者的曲線存在著驚人的一致性。」
比如很典型的「這杯乾了，這個合約就是你的了」，那言下之意是不喝你就出局了；比如在你表示不勝酒力時，對方會說「我幹了，你隨意」，結果對方一飲而盡後，你不幹反而是不給人面子。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2018年對2005名受訪者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92.3%的受訪者有過被勸酒的經歷，74.0%的受訪者被勸酒時推脫不過就接受。70.7%的受訪者認為喝酒應本著自願原則，不貪杯不勸酒。
事實上，中國人並沒有嗜酒的習慣。
根據智研諮詢發布的《2020-2026年中國白酒製造行業發展模式分析及投資風險研究報告》顯示，在日常場合飲用白酒的比例僅為18%，遠低於其他酒類。消費者飲用白酒的場合中應酬聚會佔25%，與朋友/同時聚會佔27%，家族聚會佔10%，酒席和喜宴佔10%。社交動機是購買白酒的第一驅動力，相比其他酒類，情感需求和功能性飲用這塊，白酒的需求低了一大截。
加拿大滑鐵盧大學曾做過一個調查，他們調查了移民到加拿大的華人，發現這些華人在移民後酒精消費降低了70%，可見中國人是相對來說不愛喝酒的。
對此，網上已有觀點將其總結為，勸酒本質上是一種服從性測試，考驗被勸酒者是否願意犧牲健康和面子來飲酒。「說白了，上位者極度害怕失去權力，所以通過逼迫下位者喝酒來不斷確認自己的權力，下位者則通過自虐與出醜來表示服從。」
所以，表面上廈門國際銀行員工已經算是社會精英階層，盤古七星酒店的消費水平也算和國際接軌，但骨子裡搞起聚會，還是村頭土老闆宴請那一套，在酒桌上一樣狼狽不堪。
當然，也不要想當然認為「酒桌文化」只是中國特有的習俗。事實上，它並非局限於某個國家一種孤立的文化現象。放眼全球，日本人的酒吧文化、韓國人的ktv文化、西方世界有Big night傳統。本質上，這種文化是對權力的濫用——一種上對下的迫害，是根植於人性陰暗面秘而不宣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勸酒陋習的破壞力還在於逐漸模糊了公與私的界限。
比如在該事件中，銀行領導董某從曾看好楊某某到氣急敗壞咒罵甚至掌摑，不過是「A角」敬酒被拒後其威嚴掃地的無能狂怒。也有朋友刻薄的指出，董某骨子裡應該就是典型的「當慣了奴才，一招翻身做主子，自然不把下屬當人看。」
本質上，他是權力裹挾下一個「丑」的符號。而他信奉的這套「統治性」職場文化往往以粗暴的形式示人，內心理所當然將下屬歸類成權利的附庸，還打著「培養」和「重視」的旗號，完全罔顧聚會上人權平等以及自身行為是否違法的基本常識。
有網友說，這類事件頻出，是不是可以把「酒桌文化」寫到公司的規章制度里，細化出內控措施？
可以坦誠的說，即便有企業願意這樣做，但如此私人化的規定實行和界定起來都非常困難，真出了事兒企業大可以「私人聚會屬於私生活，企業無法管控」為由甩鍋。
至於那群追罵楊某某到電梯口的同事，自然是領導董某成功馴化的擁躉。
不可否認，在城市鋼筋混凝土縫隙間棲身的年輕人很容易焦慮，他們日復一日在KPI困境中閃轉騰挪，無孔不入的壓力與挫敗倒逼著他們往上攀爬。眼看那些「會來事」的同事通過態度上討好、言語上諂媚成功上位，自然容易把他們當作職場底層往上翻騰的樣板。
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因為看到有人「溜須拍馬討好領導」上位成功——於是默認這種做法的正確性並積極實踐——希望最終自己也能成功。而楊某某在這場聚會的行為顯然變成了「打翻狗食盆，誰也吃不成」，所以才會加入羞辱楊某某的隊伍，追罵其至電梯口仍不罷休。
以前接觸過一些投行、券商的年輕人，他們喜歡別人問在哪兒工作時風輕雲淡回答「國貿」、「金融街」，小布爾喬亞的酸腐氣和偽中產的優越感溢於言表。
從私人線下聚餐就能感受到，在那個行業浸淫越久，酒桌上那一套敬酒、勸酒的規矩越發在腦中根深蒂固——斟酒時斜風細雨，敬酒時話里藏事，勸酒時口是心非，觥籌交錯之間全是人情和衝突，酒局的本質也變成了極具功利性的social。
其中某位朋友就告訴我，「金融行業站在薪酬體系金字塔尖，對那些能力相對平庸的從業者而言，待遇往往決定了忍容的上限，所以願意犧牲一部分能力之外的東西——比如尊嚴。」
對此，網友@予荍一針見血指出，相比成為千里馬，遇見伯樂顯然更重要：
「金融行業人均985，年薪百萬，每個人的價值相對可控。然而人生際遇的轉變恰恰在於能否遇到伯樂，此伯樂是廣義，包含天時、地利、人和等多種不可控因素。現實中，這些不可控因素恰恰會被階層、權力、等級差異所左右。」
年輕人不吃那一套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很多職場影響力變現的酒局上，消費最多的往往都是所謂的「新人」。
一方面，「新人」往往是團隊服從測試中處於搖擺狀態的新生力量；另一方面，在一次次以「新人」名義組織的聚會上，大小領導的敬酒，「命令」意味濃厚，這不過是在眾人面前彰顯權力、鞏固威嚴的流程罷了。
往前推二十年，很難有不識相的年輕人被帶入局，或者「廈門國際銀行領導掌摑員工」的事壓根不會在網上引起如此大的輿論反彈。
在強調集體的年代，「酒桌文化」也是職場生存法則的重要組成部分，老一輩喜歡宣揚「犧牲自我，為集體多想一點」，他們勸酒時喜歡說「不會喝所以得練，酒量是練出來的」，結果後輩們前赴後繼端起酒杯一飲而盡——因為那時候領導簽字不僅能解決待遇、住房問題，甚至決定著你的工作調動和職業走向。
如今時代變了，年輕人開始強調自我，敢於跳出既定遊戲規則，更推崇「活在當下，為自己負責」的人生態度。他們明白過來，酒量壓根不是量變到質變的邏輯，喝多喝少都是身體機能所決定的，而勸酒的人不會對你的健康負責。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送過醉酒同事回家，扶醉酒的人上車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人會因醉酒整個身體肌肉處在放鬆狀態，全身的重量會不均勻地大範圍分布，當四肢晃動時，重心不斷轉移而變沉，只能吃力的把對方半背、半拽、半拉到車上。
正如李方波所說「拚命三郎都是隱藏的病號」，所以面對肆無忌憚勸酒、讓員工在死亡線上試探的領導，聰明的年輕人不慫了。
知友@cniris給出了一個形象的類比：我爹那個年代，討好領導可以分一套房。現在這個年代，討好領導只會讓你多加班替他還房貸。
更為重要的是，現在的年輕人完全可以憑藉自身能力在社會中生活的很好。
PayPal發布的《全球自由職業者調研報告》顯示，千禧一代已經成為了中國自由職業者的主要人群。而在領英《第一份工作趨勢洞察》報告中，90後當上CXO所需時長僅為80後的3/5，70後的1/2，大大超過了職場前輩。
職場類似一所「學徒制」大學，新人初入職場很容易高估自己，導致四處碰壁，這時候有老人願意幫帶一下自然能少走很多彎路。但在現實中，那些只虛長年紀的領導覺得自己理所應當被後輩恭維，年輕人自然不買賬。
在年輕人看來，這些形式主義的「無效社交」不過在挖空心思製造工作之外的壓力
知友@小侯飛氘在《為何現在的90 後都不願意討好領導？》這一問題下有個35K的高贊回答：
「有個與世隔絕的村子，因環境問題導致所有人都患有腰椎病，大家都直不起腰。幾代之後，人們大都對彎腰低頭習以為常。
直到有一天環境突然變好了，新生兒不再患有腰椎病，自然立直了腰板。這時有的老一輩卻反過來質問：為什麼年輕人都不願意彎腰了？」
所以，想要改善當下「酒桌文化」的勸酒風氣，僅僅依靠個體反抗、法規禁令懲戒是遠遠不夠的，它是一個系統性的修復工程，需要對龐雜人際關係進行梳理，需要平等理念真正在職場、生活中被尊重和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