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为什么会集体落入“狗屎工作”陷阱？
当代，人们正在越来越憎恨自己的工作。“而世界经济正在加速沦为一台生产无用垃圾的巨型引擎。”
这是美国社会学家格雷伯在遗作《Bullshit Jobs》（狗屎工作）中所告诉大家的论断。这部曾经让无数欧美打工人动容的书籍，在今年7月份发行了简体中文版本。
或许，这打碎了过去很多人，对社会进步所抱有的美好想象。
按照唯物史观的发展规律，我们原本应该会进入到一个让劳动者越来越幸福的时间中：
工具会替代掉那些没有创造力的工作，进而将那些需要人类创造力的部分还给大众；又得益于机器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工作时长应该会从原来的5天制，逐渐变成3天，甚至更短——凯恩斯就曾预言，在20世纪末，科技水平足够进步，人类每周的工作时长会缩短至15个小时。
总而言之，劳动会成为一个愉悦人类精神的事情，而不再是一种强制性的苦力。但这些愿望都在过去几十年的技术进步中逐渐幻灭。
我们发现工具虽然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并没有让人从工作中解放出来。优秀的沟通软件、通勤工具，反而强化了工作对人的剥削。领导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将下属从休闲时间跩回到工作状态中。
4天工作制不但没有实现，996反而成为了一种打工人的常态。
机器人虽然取代了简单劳动，但新的工作却一点不比流水线让自己的精神愉悦。相反，无处不在的管理主义让我们陷入到更痛苦的、带有讨好性质的社交陷阱中。
复杂的办公室政治、谄媚的客户关系、毫无意义的内部行政制度，精神上的折磨似乎并不比流水线的肉体痛苦来得轻松多少——两者之间唯一的安慰是消费主义，但后者的高金钱消耗又让人不得不依赖于那份让自己疲惫的工作来获得薪酬。
这是人们最常见的，对工作的抱怨。那些小时候被视作蜜糖和希望的东西，如今变成了今天的毒丸。
这也是格雷伯曾提出过的问题之一，但他的批判却远不止于此。
在格雷伯看来，如果将人类社会看做一个整体，那么大部分的工作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其中一个重要的例证是，如果一些工作消失了，人类却不会因此产生任何影响。他在书中写道：
“如果世界没有了护士、垃圾清理工、机械师，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立刻受到灾难性的打击…哪怕是少了库换小说家、斯卡音乐家，世界也会失色不少…但如果消失的是世界所有的私募基金首席执行官、游说者、公关研究员、精算师、电话推销员，那么人类是否会痛苦不堪，就不好说了。”
格雷伯将这些工作称之为，“狗屎工作”。“不好说”是格雷伯的“谦辞”，实际上格雷伯认为上述大部分工作，对社会不仅没有正贡献，反而是有负价值的。
当代人生活里的“狗屎属性”太过于突出，以至于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民众拥护。
在后来一份对英国居民的调查中，调查机构发现竟然有超过3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对世界毫无意义。
这份调查结果甚至超出了格雷伯本人的意外，以至于后来他在这本《Bullshit Jobs》里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狗屎工作”判断标准：
“狗屁工作是一份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领薪水的职业，其无意义或者有害程度之高，乃至从事这份职业的人都无法为其找出合适的存在理由。”
在格雷伯看来，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社会浪费和职场精神霸凌。
如果在英国社会37%的人都无法找到工作的社会意义，那么剩下63%的人也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为了节省这37%劳动者的时间而提供服务。那么这意味着在西方社会里，至少有50%左右的工作是根本没有任何必要的。
换言之，我们原本应该已经实现3天工作制了，只是因为这些狗屎工作的存在，所以我们还在每天忙碌着。
这还不算这些工作的“有害性”。
格雷伯认为，每天从事找不到任何意义的工作，往往更容易滋生了职场抑郁和办公室政治内耗。人们会怀疑自己生命的意义，领导会专注于对上负责与对下控制。
“人们皆知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时，登记制度工作环境中的施虐受虐态势会迅速加剧。”
最终，狗屎工作实际上变相带来的是狗屎组织和狗屎人生。
打工人活在“新封建主义”里？
在《Bullshit Jobs》里，格雷伯为这种“狗屎工作大流行”的现象找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框架。
他认为这种大规模的“迫害”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大规模的政治性问题。他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管理封建主义”。
这是一个大胆到略显激进的论断，也被很多书评所低估的概念性论述。
格雷伯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管理主义的背后就是封建主义本身；这种新式封建主义充分伪装了自己，用管理主义作为遮挡，藏于其间；财富和地位的分配已不再依据经济，而是依据政治因素。”
而这种政治性的本质，在格雷伯看来，其实是经济和政治之间的交汇地带——一种“财富再分配制度”。
我们可以在书中很多地方都找到这种“管理封建主义”的证据。而这种“证据”又至少可以分成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两个方面：
在外部视角中，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企业角色在过去百年间发生的变化。
以大型跨国企业为代表，越来越多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实际上与生产、建造、修理、保养等产品本身越发不相关。
一个行业越早期的阶段，直接生产者担任领导的情况就越普遍。比如，早期的商贸公司，CEO可能就是远洋船只的船长；目前一些跨国日化、食品企业，创始人往往是直接跟生产相关的化工专业人才——可口可乐公司的创始人同时就是可口可乐配方的创始人。
同样，在IT行业早期时代，CEO大部分时候都是由公司的创始程序员来担任。
但是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公司的角色会越来越远离产品和供应链。程序员CEO，于是慢慢会被财务CEO、人力CEO、资本CEO所取代。
他们的核心作用，不再是知道公司在制造业端的促进，而是“指挥”财富与企业内部资源的分配，并以此为基础创造最大化的资本利得。
这从跨国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核心KPI变化也可见一斑。股东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要求，正在从抽象意义上的公司良性发展，不断向具体的“资本增值率”的方向转变。
而这种变化，不仅只是在近似垄断资本的层面发生，也会延伸到很多初创企业。
一个直观的感受变化则是，销售和资源变现导向型的创业者比例，在创业者众的比例越来越大。但这不仅仅是指传统意义上“隐晦”的资源变现，商业化能力在企业中的角色是综合性的。
以新消费为例，一家公司在短视频社区的投放策略效率，几乎可以直接决定一家初创公司的生死。这让运营类的岗位，在过去今年时间，薪水有了很大程度上的飞跃。
相比于运营效率，产品主义、品牌主张则更多是作为口号和话术，嵌入到公司的价值运营中。一切变成了“资源与资源”的游戏。
“品牌”在过去是一个神圣的、带有家族传承信念的东西，在新消费赛道中变成一个可以直接量化成为变现效率因子的工具。
在这个框架里，钱是子弹，销售是士兵，市场份额是领土，企业则是领主。
但在格雷伯眼里，这是一个“畸形”的社会分工和分配方式：
那些对人类真正重要的岗位（如生产、制造）的角色被边缘化了。但那些对人类社会运转中看似并不那么重要的岗位（如电话销售、金融服务业、运营），却成为了公司组织和社会分配资源中的核心部门。
这种趋势如此之明显，以至于格雷伯在书中如是感叹道：
“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劳就越低。”
而这种权利结构的变化，则成为了整个社会源源不断诞生“狗屁工作”根源：
即人们开始不断地服务于极少数人的利益，进而形成了一种倒金字塔形状的财富漏斗。
格雷伯将狗屁工作分成五个大类：
·随从
这类工作存在的目的大多是为了衬托其他人的重要性，如礼宾与接待、秘书、电梯管理员、一些银行理财顾问等等；
·打手
这类工作存在的目的是维护经济权力的利益，如广告与公关、企业律师、白宫说客等。此外，我们认为竞争性猎头、狼性销售等，也应该包含在其中。
·拼接修补者
“纯粹为了故障与缺陷而生，频繁解决那些本来不该存在的问题。”
大部分原本应该被数字化替代，却依然被保留下来的工作，都算在其中。因此常常出现在一些程序员、行政、人力等行业的从业者中。
·打钩者
“被雇佣来掩盖组织不作为的员工。”在组织内部永远拒绝背锅的背锅侠。
例如，永远没有结果的调查委员会、独立董事，部分公司的采购员和财务审计等。
·分派者
往往是企业的中层，负责派活，也是大量狗屁工作的直接制造者。
在很多时候，他们会把看门的工作交给猫，再把抓老鼠的工作交给狗，以此来树立他们在团队中的威信。
当然，这些分类并不绝对，只是对于工作类型的一个大概划分。格雷伯自己也承认，自己的工作是否属于狗屎工作，还是要每个人自己根据内心想法去做一个判断。
除了拼接修补者比较中立以外，其他狗屎工作的类型，大都可以在“封建制度”中找到相对应的样本。
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但是每天工作服务的企业，却是一个比任何政治形态都要集权的组织。
如果观察我们周围的企业，我们会发现越是在生产环节中，接近“资源调配”的行业，这种“封建管理主义”的程度就越深，而员工面临工作环境中的“狗屎程度”就越深。
以某知名的大型地产集团为例。
这家公司拥有一套极为复杂和庞大的接待系统，服务于内外部的贵宾和高级管理人员。去年，其酒店接待系统的高管喜好EXCEL表流出时，就曾引发社会对其内部等级分明与奢侈的接待流程所震惊。
而这家公司甚至招聘了年薪超过30万的电梯管理员，专职为开会老板进行电梯调度。但由于老板开会结束的时间，有时非常随性，这也让这份工作的主要职责变成了“背锅”。
这是一个典型的狗屎工作生产流程，它狗屎但是高薪，因此也不缺人干。
而对于普通员工来说，这家公司不仅喜欢搞全员营销、还喜欢做全员文化建设，在公司内部大搞“领导崇拜”、学习领导语录。老板享受皇帝的待遇、高管享受领主的待遇。
而类似荒诞的“领导崇拜”风气也远不止这一家公司，许多头部同行都有类似的问题。
此外，科技行业或许是最好的一个观察标的，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形态的快速演化。
如果您是科技行业的观察者，除了巨头们庞大的业务规模外，您或许也会惊讶于他们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中，官僚体系建设的惊人速度——发言体系越来越严密、掺和事的越来越多、话事的越来越少。
重新认识体系与意义
在本书，格雷伯简单记录了他与《经济学人》就“狗屎工作”的一次辩论。
《经济学人》认为，狗屎工作只是传统流水线工作，在新经济时代办公室中的一种“复现”。这种工作离实际结果遥远，因此从业者很难拥有实际的“意义感”，但并不代表着所有的工作都是没有意义的。
毕竟如果一个组织是“经济理性”的，它就不应该允许大量的没有价值的工作存在。显然《经济学人》是坚定相信这种“经济理性人假设”的。
但格雷伯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他认为，只有“国营”、“公共部门”聚集狗屎工作的论调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想当然”的误区。如今的西方世界，大量的狗屎工作都集中在私营业务部门中。
但相比于资本主义，格雷伯更想将狗屎工作泛滥的责任推向管理主义（或者某种程度上来看，这更像是某种官僚主义）。
比如，大公司的权力往往是层层分包且不完全透明的，所以每一级管理干部，都希望扩充自己的下属，来获得更多的组织权力。
而就连目前一些以科学管理自居的头部互联网大厂，在裁员都会存在相应的站队问题。强势领导往往能够争取更少的裁员名额，保留更多的“枪杆子”。
实际上，管理主义本身就根植于某种官僚主义，也从来没有逃出过官僚主义。
格雷伯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效率的阿喀琉斯之踵”——那些管理效率的人，只会压榨基层员工的效率，却不会主动管理自己的效率。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越是链条底部的劳动者，他们的待遇就越是堪忧。
但那些围绕着“封建领主”的工作，却在不断浪费时间。而生产的效率越高、这种工作的“狗屁属性”就与日俱增。
在书中引用的一组美国办公者的劳动时间调查数据显示，仅仅在1年维度的时间变化中，办公者的实际工作时间就下降了超过5%。
因此，格雷伯认为，资本主义与管理主义越是强大，其内部的“管理封建主义”就越昌盛，而带来的“狗屁属性”就越深也越复杂。以至于很多人会发现，“五种狗屁类型”会像交响乐一样，回响在组织和自己的工作中。
图源：《毫无意义的工作》
其实，这本书里面举了很多夸张的例子，里面一些“闲到荒诞”的工作，甚至会让一些国内读者感到“羡慕”。同时，格雷伯也讲到了很多工作伦理的建构等社会文化观念层面的分析。本文都无法一一罗列。
相比于猎奇书中的案例、概念分析，格雷伯对于个体更重要的意义，或许在于提醒我们重新去反思发展和生活，并且站在更高的视角、用更多的案例，真诚地鼓励我们相信自己对工作的“直觉”——
如果你觉得这份工作没有意义，是一份吞噬你青春的狗屁工作，那它就是。
毕竟，我们已经处在一个“狗屎工作”泛滥的时代。而如果这种“狗屎性”来自于一种体系性的力量，带有一点略微不可抗的时代性色彩，那我们就更加需要对自己的工作有更多的反思。
而即便你已经掉入了这个陷阱里，也不要过于沮丧，因为你不是一个人。
但工作占据了人类生命的50%，如果有些人正在从你身体里偷走它，你当然有权利去重新思考和规划自己的职业。
大卫·格雷伯 |图源：网络
最后，也是格雷伯在本书结尾时递上的一碗“鸡汤”：
“大部分人喜欢在抽象层面谈论自由，甚至声称自由是最重要的事情……但很少有人去思考自由的生活具体意味着什么。”
因此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提出解决方案，而是倡导大家去思考和讨论真正的自由，对“正常”有更多的反思。
“狗屁工作是一扇窗”。
它既外看社会，也内观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