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支持安樂死合法化嗎？
生不由己的我們，有沒有選擇死亡的自由和權力？
今年，「安樂死合法化」議題出現在人大代表議案之中。
3月7日，因目睹很多絕症晚期患者遭受的巨大痛苦，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優秀鄉村醫生劉貴芳建議：應在中國推行安樂死合法化，並「在合法基礎上規範安樂死行為」。
今天三位主播聚在一起，聊了聊死亡、尊嚴和退路的話題。
2017年8月，重病纏身、痛苦不堪的冷霞，在丈夫、女兒與女婿的環繞下，親口飲下女婿買來的老鼠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此前，她由於多重疾病與摔倒導致的骨折，癱瘓在床，痛到一團團扯下頭髮，已無數次要求家人幫助自己結束生命。
一年後，事發地浙江省台州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丈夫及女婿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女兒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
庭審中，女婿低頭道：「葯是我買的，我心裏難受，我覺得我要對她的死負責。」
女兒痛哭不止：「我是個不孝的女兒，走到今天這一步，我自己都想死，我了解我媽的病，但我無能為力」。
丈夫請求法官：「外孫13歲了，嚴重叛逆，女兒身體也不好，家裡管不住他。希望把我抓去，把我女婿放出來管孩子。」
法官說：「其情可憐，其罪不可恕。」
這是近幾年來，我國最受關注的一起「安樂死」案件，它的出現，再次激活我們對於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的討論。
庭審畫面
我們為什麼需要安樂死？
這是一個複雜的話題。
傳統的中國觀念里，大多數人堅信「好死不如賴活着」——不論生命多麼痛苦，只要活着就還有轉圜的希望。
但這一切都是建立在未來還有希望的基礎之上。
而對於絕症患者來說，相比於等死的恐怖，有時死亡可能才是一種解脫。
2015年，《經濟學人》發佈了一則特別的廣告。
畫面里，一方醫院的天花板，歪扭而陰鬱。
一行文字問道：「你是否能忍受這樣的生活？」
這是一個僵卧病床的絕症病人視角——身上插滿管道和儀器，他漫長的餘生都將在這片視野下渡過，沒有陽光、沒有飛鳥，甚至連一陣微風，在無菌病房中都成了奢望。
陪伴他的，只有儀器運轉的嗡鳴，和深入骨髓的疼痛。
《深海長眠》
死亡，是個瞬間動詞，而現代醫學，卻能將這個瞬間無限延長。
「我覺得那個十年特別漫長。」
@黃瓜汽水一直無法忘記，姥姥從風濕到癱瘓，整整十年間，日漸枯萎的模樣。
「從最初像霍金的狀態，手指頭、腦子和嘴還能動，到後來，慢慢腦子動不了了，阿爾茲海默後，連話也說不了了，皮包骨頭、身上長起褥瘡……」
最後的一兩個月，七八十斤瘦小的老太太，臉卻浮腫得像麵包一樣，她哀叫着，在機器的滴滴聲中離開人世。
《她選擇了安樂死》
有時，即便一腳已經踏上奈何橋，醫生也有辦法再留你一留。
在做臨終關懷陪護志願者時，@渣渣郡聽醫生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一位癌症晚期的老奶奶，陷入深度昏迷，醫生下了病危通知，而那一天，恰好是她的女兒大喜的日子。
醫生問是否需要搶救，家屬回復，無論如何也要讓老太太看女兒結婚一眼。
於是，心臟復蘇術、插管、輸葯、打腎上腺素、強心針，「我們當時在老太太身上搶救了幾個小時，我感覺她身子都被震碎了」，老太太活着挺到了女兒禮成。
當然，她早已沒有了意識，挺過來的，只是一具尚有呼吸的殘破軀殼。
《良醫》
世上永遠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感同身受，就像一個健全的人類，永遠無法想像絕症纏身是怎樣的痛苦。
中國台灣第一位赴瑞士，接受「協助性自殺」的前體育節目主持人傅達仁，這樣描述他的癌症病痛：
「消化系統嚴重失靈，疼痛難忍，吃了就拉，生不如死。」
從70多公斤的運動健將，一路消瘦到40多公斤，骨瘦如柴，鎮痛葯要一把一把地吃，吃到最後，連鎮痛葯都沒了效用。
「我都已經痛成這樣，沒有活的條件，你說我還不安樂死嗎？」
呼吸機、ECMO，我們有太多儀器，能夠拖慢死神來臨的腳步。
但這些機器不能告訴我們，該如何讓一個人，安然地走上我們必經的歸途。
全球唯一允許外國人接受「協助性自殺」（由患者自主完成致命步驟的安樂死方式）的國家瑞士，有兩大「協助性自殺」機構。
它們的名字別有深意，一個叫做尊嚴（Dignitas），一個叫做解脫（Exit）。
「尊嚴」與「解脫」，彷彿正是安樂死之於人類，最大的兩個意義：
在你即將因為病痛失去自理能力、因為阿爾茲海默失去思維能力時，你還可以選擇，讓生命終止在一個相對美好的時刻，保留一個有尊嚴的結局。
或者，當你已深陷無解的病痛，疾病的酷刑已讓你對死的渴求大過對生的留戀，那麼你還又有一個緊急出口，只要轉身推開門，就可以獲得解脫。
一位在荷蘭，已為數百人主持過安樂死程序的醫生說道：
「我之所以在做這件事，是很功利性的。我只是希望未來在我也陷入同樣困境時，能有人來為我做。」
荷蘭醫生伯特·凱瑟
安樂死合法化的熱心支持者認為，合法化並非鼓勵安樂死，只是希望，在生命的盡頭，為我們保留一個可選擇的選項。
尊嚴機構的一項數據也給出了類似的支持，他們發現，很多會員會提交申請，希望獲得「臨時綠燈」。這是一種准許資格，在資料核准，獲得「臨時綠燈」後，他們將有資格隨時申請使用「協助自殺服務」。
獲得臨時綠燈的人會感謝道：「謝謝你提供了緊急出口，但我現在用不到。如果事情變得更糟，我會再來找你們。」
但他們中的7成，自此再未出現過。
許多獲得了安樂死許可的人，並未真正付諸實施，但他們永遠知道，當自己想要放棄與病魔搏鬥，獲得一場永恆的酣眠，身後永遠有一條敞開的退路。
《西蒙的抉擇》
但安樂死合法化的反對者，並不同意這一理想化的暢想。
他們擔憂，一旦安樂死走向合法化，將帶來可怕的「滑坡效應」。
如果絕症患者主動中止生命的申請能夠被批准，那麼患有重度抑鬱症等精神疾病的患者，是否也應該享有同樣的權利？
如果成年人可以接受安樂死，那麼兒童是否也應該可以？
如果只需要醫生、家屬及本人同意，就能夠為一個人結束生命，那麼這項法律，未來會否成為權貴實施隱性謀殺的便捷通道？
就像《安樂死醫師的遺產》中一樣，成為謀殺的手段
如果絕症末期的安樂死成為常態，那麼並不想死去的患者，會不會被家人斥責為「自私」和「不懂事」，受到更大的道德性壓力？
此外，實施手術的醫生所背負的死亡壓力、人在疾病末期一天三變的心理，實際執行過程中，將有太多的變數，挑戰我們前所未聞的道德倫理與法律底線。
實際上，這些擔憂並非空穴來風。
在20年前，最早允許安樂死合法化的荷蘭，申請安樂死的人數，正在逐年遞增，截至2018年，已經達到6,938例，其中阿爾茲海默症病例佔比2%，精神疾病佔比1%。
越來越多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人，試圖獲取這項服務。
用絕食抗議爭取安樂死資格的荷蘭抑鬱症少女
在了無生趣的抑鬱症折磨下，他們中有人絕食抗議，申請安樂死資格，有人刻意誇張自己的肉體病痛，並停止用藥以激化身體病情，來「騙取」安樂死資格。
「為了確保安樂死，還得先上個表演班。」
在母親隱瞞着他，為自己實施安樂死後，站在母親棺木前，荷蘭青年馬克不知道該如何表達自己的心情。
2021年，在瑞士，更激進的安樂死設施獲得批准上市。
這款名為「Sarco」的安樂死膠囊，已通過法律審核， 患者可以在內部自行激活程序，膠囊艙會被迅速注入氮氣，並減少氧氣比例，讓人慢慢失去知覺。
藉助這一膠囊，患者可以不通過醫生、家人的同意，自主走向死亡。與其說是安樂死裝置，不如說是「無痛自殺膠囊」更加貼切一點。
在荷蘭，一次安樂死實施過程中的「小事故」更是讓人對安樂死程序的正當性產生質疑。
該次實施中，患有阿爾茨海默症的患者當場掙紮起來，她拒絕接受注射，但被家屬和醫生壓制住，強行完成了程序。
事後，醫生被告上法庭。起訴中指責他，枉顧患者自主意願，強行實施安樂死。
然而醫生辯稱，這位患者在失智前，曾明確立下遺囑，要求一旦因疾病失去理智，請務必為她執行安樂死程序。
有理智的我們，有資格為失去理智的我們決定生命的走向嗎？
究竟哪一個才是真正的我們？
就像最近大火的蘋果新劇《人生切割術》一樣，如果上班與下班的人生完全被切割，誰才是那個能決定辭去一份工作的人？
《人生切割術》:下班的主角，警告上班的主角，不得擅自離職
死亡是如此複雜而難解的話題。
以至於它在中國，始終諱莫如深，就像那個「you-know-who」，沒有人敢輕易呼喚它的名字，彷彿只要躡手躡腳地不去攪擾，它就不會到來。
然而，越來越長的人均壽命，以及越來越明顯的老齡化傾向，已由不得我們再去逃避。
《無名之輩》
每年，超過750萬疾病終末期的中國病人，在病床上迎來終局，他們該如何，以最體面的狀態走向黑夜？
我們該如何擁有一份針對臨終醫療措施的預立遺囑？該如何學會傾聽父母關於生命末期的期許？
面對必將到來的離別，你是否已在心中做好了預案，與你的家人是否已互通心意？
除了立法之外，我們還有太多需要學習。
也許，安樂死是一個目前我們的社會尚還無法駕馭的議題。
但當更好的臨終關懷、更早的死亡與生命教育得到普及，相信終有一天，我們將有足夠的經驗與智慧，去直面這個話題。
《深海長眠》
